拍《三峡好人》的时候,对社会越来越失望,当你深入长江地区,就会发现所谓的社会固化,其实社会没有那么大的流动。大家从一个艰难的生活流动到另外一个艰难的生活,让我们感觉生活在一个变革的假象之中。

另外是来自公众的挑战,一个到底是不是在取悦西方人;另外一个是市场经济的煎熬,就是说你的电影没人看,是一种脱离大众的自私的电影。

刚拍电影的时候很有激情,觉得电影可以改变世界。现在发现世界改变太慢,20年过去了,三代人的思维模式没有任何变化。 这些观念所呈现出来中国社会大众思维模式改变的缓慢,和思维模式的固化,对从事创作的人来说,是很悲观的事情,不是我个人的事情。

川普的当选… 世界性的精英缺失,精英没有了反思。如果精英没有自我弱点的揭示能力,那和一般群众有区别么?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不是精英,他们没有巨大的自我否定和更新能力。

如何进行自我否定?我是得益于我对自己作品的忘却,我不希望我的工作是建立在作品的积累上面,有些导演非常关注作品所产生的社会效能,和文化价值的一种叠加。我觉得我自己一直从零在做。


主动的连续性和自然的连续性不一样,我的连续性来自于我生活经验的连续性。

现在越来越对形成共识这件事不敢兴趣。我不喜欢极端的观点,每种极端的观点都具有强大的暴力性在里面,包括形成共识中的这种暴力色彩,我局的挺吓人的。

人类自身的连接变得那么紧密,我们大量的目光投向彼此的时候,我们是不是忘记了看远处。我们整个人类共同体和宇宙,和时间的关系是什么。

没有新发现,就不应该参与到无穷无尽地阐释自己的观念,维护自己观念,维护自己盟友观点的过程之中,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不应该是干这个的。有的人已经了解,有的人还在被启蒙,有的人还懵懂,我们不为这个过程耗费太多精力,会有情伤。


如果停滞在某种共识讨论之中,应该是某种教育应该承担的责任,不是艺术家。艺术家提供观察分享,无法做共识形成的服务,否则我们会停留在一个横面不前进,会自我消解。

如今的艺术家,拒绝做道德介入,如何看待这种矛盾。 也可能我是错的,只是太疲惫了。

电影行业大的潮流是观众低龄化,这决定了主体电影工业的改变。这是全球性的。


过去我离开故乡,是我需要一种经验,需要去看世界;现在回到故乡,是我需要获得我需要的角度,我们对实体生活的感受是越来越弱的。